禮拜天到鄰居家吃飯，才講到這個問題，why？
急診醫學在這個排名裡沒有列入評分，所以我有run過的急診和加護病房似乎不是一個好參考。擺開別的不講，這醫院相當的歷史悠久，設備硬体老舊自然不在話下，因為JHU的研究風氣盛行，JHH的臨床試驗每每都在頭版又被揭發一些內幕，三年前才因此被關過研究部門數週，我們在ED和病房看到都是一些SES(Social Economic Status)較低的病人，不像其他都是有錢人在看的貴族醫院，到底十幾年的排名第一是為什麼？
今天上Clinical Epi，請Lillie Shockney來幫我們講patient perspective。Lillie, 本身是個RN，也是breast cancer survivor，在開場白跟我們講了一個故事。至今服務滿25年的她，在38歲和40歲的時候得了"兩次"乳癌。92年時就在Hopkins服務的她，經歷了許多癌症病人的心路歷程。乳房對於女性原本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性別認定器官，在歐美更是如此，也因此雖然乳癌並非最致命的癌症，但女人們最怕得到這個疾病。她開完刀時馬上經歷了許多典型乳癌病友會有的遭遇，開完刀在病床醒過來馬上就"可以看到腳趾"(意味乳房不見了所以能直視腳趾無礙)，經歷乳房的phantom syndrome(如截肢病人尤於神經的記憶效應仍然會對已截肢的患肢感到疼痛，她敘述為乳頭猶如一直被人抓著般疼痛)，在開了六吋的病房房門之中可以聽到全護理站作息(意指沒有隱私，且她是一個需要隱私的無乳房病人)，但有一件事情讓她格外有不同的感受。
開刀後的第一個晚上，身上許多的管線(如foley和vacuum ball等)，因為她也知道臨床的忙碌，只請care護士定時進來幫她倒掉排出的血液和其他体液，大部份的工作都幫忙處理(如I/O自己紀錄等等)。care她的護士Myck (pronounced "Mikey")大約二小時就來問她一次: "How are you?" "I'm fine"，Lillie這樣回答。那是個小夜班，大約十點左右，Lillie的先生離開返家，她真正開始一個人的術後第一夜。Myck差不多要交班了，最後一次來看她，這次她們才真正有eye contact，Myck抓了椅子坐在她的床邊，再問了她一次"How are you？" Lillie這時終於決堤了，哭著說"我從床欄的那頭到這頭來了，為什麼？"Myck看著她，只一直說"我知道，我知道"，一直點頭同意她的感受。交班時間過了，同事於來進來喊人：為什麼還不來交班？Myck頭也不回，眼睛還是留在Lillie身上，說"我在處理病人的事，這是更重要的"。
Lillie從那晚後再沒看過Myck，三週後返家想請同事找尋連絡Myck的方法，同事才告訴她Myck後來生了病，再也無法回到臨床服務。Lillie這才知道自己多幸運，並且永遠忘不了她。Myck大可如同一般的care問她要不要止痛葯，要不要鎮靜劑，但她給了她的時間，她的同理，這看來不多卻是更多。
Lillie從breast cancer victim變成survivor後就投入病患角度的研究，並加入volunteer的支持團体。從促使Medicare給付乳房重建手術，讓病人坐著離開恢復室見家人(獨立的美國人不願意躺在床上被家人問"are you alright? are you in lots of pain?"), 到術後在病患胸口塗抹lidocaine減輕phantom pain和放置暫時性為了不讓病患直視腳趾的小布塊，完完全全從病患角度去思考除了physical的照顧在psychological上的細心。
就是這樣的對待病人，讓Hopkins連續十幾年的全美第一吧。我的Advisor, Peter Pronovost, 是Hopkins病患安全的主要領導人，也是經歷一段過去家人曾遭受醫療疏失的陰影，但他不被其負面影響，反而開始一連串的病患安全研究。在這幾年Hopkins也不是不曾有過醫療疏失導至病患病情甚至生命的損失，但Hopkins總是在第一時間向病患及家屬道歉認錯，扛下責任並積極改善prone to error的系統，於是反而能夠得到病人的認同。
反過來想想我們本島吧，我們都同意台灣的醫療是個便宜大碗的服務，但其品質連我自己家人遭遇過的都只能讓我搖頭。公立醫院的官僚，私立醫院的業績，不要說"文化上有差異"的隱私問題(這我很懷疑現在台灣人是否還能那麼接受沒有隱私的醫療環境？)，遇到事情就想要逃避或是將責任推給第一線的provider(如同邱小妹事件)，更不要講要把病人的感受列入first priority了。臨床繁重的醫師和護士只能把上頭說的"病患永遠是對的"當作是把自己做成服務業的悲歌，而不能有時間有訓練的感受病人的感受，在需要的時候握握他們的手，給他們自己的時間。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呢!
今天上Clinical Epi，請Lillie Shockney來幫我們講patient perspective。Lillie, 本身是個RN，也是breast cancer survivor，在開場白跟我們講了一個故事。至今服務滿25年的她，在38歲和40歲的時候得了"兩次"乳癌。92年時就在Hopkins服務的她，經歷了許多癌症病人的心路歷程。乳房對於女性原本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性別認定器官，在歐美更是如此，也因此雖然乳癌並非最致命的癌症，但女人們最怕得到這個疾病。她開完刀時馬上經歷了許多典型乳癌病友會有的遭遇，開完刀在病床醒過來馬上就"可以看到腳趾"(意味乳房不見了所以能直視腳趾無礙)，經歷乳房的phantom syndrome(如截肢病人尤於神經的記憶效應仍然會對已截肢的患肢感到疼痛，她敘述為乳頭猶如一直被人抓著般疼痛)，在開了六吋的病房房門之中可以聽到全護理站作息(意指沒有隱私，且她是一個需要隱私的無乳房病人)，但有一件事情讓她格外有不同的感受。
開刀後的第一個晚上，身上許多的管線(如foley和vacuum ball等)，因為她也知道臨床的忙碌，只請care護士定時進來幫她倒掉排出的血液和其他体液，大部份的工作都幫忙處理(如I/O自己紀錄等等)。care她的護士Myck (pronounced "Mikey")大約二小時就來問她一次: "How are you?" "I'm fine"，Lillie這樣回答。那是個小夜班，大約十點左右，Lillie的先生離開返家，她真正開始一個人的術後第一夜。Myck差不多要交班了，最後一次來看她，這次她們才真正有eye contact，Myck抓了椅子坐在她的床邊，再問了她一次"How are you？" Lillie這時終於決堤了，哭著說"我從床欄的那頭到這頭來了，為什麼？"Myck看著她，只一直說"我知道，我知道"，一直點頭同意她的感受。交班時間過了，同事於來進來喊人：為什麼還不來交班？Myck頭也不回，眼睛還是留在Lillie身上，說"我在處理病人的事，這是更重要的"。
Lillie從那晚後再沒看過Myck，三週後返家想請同事找尋連絡Myck的方法，同事才告訴她Myck後來生了病，再也無法回到臨床服務。Lillie這才知道自己多幸運，並且永遠忘不了她。Myck大可如同一般的care問她要不要止痛葯，要不要鎮靜劑，但她給了她的時間，她的同理，這看來不多卻是更多。
Lillie從breast cancer victim變成survivor後就投入病患角度的研究，並加入volunteer的支持團体。從促使Medicare給付乳房重建手術，讓病人坐著離開恢復室見家人(獨立的美國人不願意躺在床上被家人問"are you alright? are you in lots of pain?"), 到術後在病患胸口塗抹lidocaine減輕phantom pain和放置暫時性為了不讓病患直視腳趾的小布塊，完完全全從病患角度去思考除了physical的照顧在psychological上的細心。
就是這樣的對待病人，讓Hopkins連續十幾年的全美第一吧。我的Advisor, Peter Pronovost, 是Hopkins病患安全的主要領導人，也是經歷一段過去家人曾遭受醫療疏失的陰影，但他不被其負面影響，反而開始一連串的病患安全研究。在這幾年Hopkins也不是不曾有過醫療疏失導至病患病情甚至生命的損失，但Hopkins總是在第一時間向病患及家屬道歉認錯，扛下責任並積極改善prone to error的系統，於是反而能夠得到病人的認同。
反過來想想我們本島吧，我們都同意台灣的醫療是個便宜大碗的服務，但其品質連我自己家人遭遇過的都只能讓我搖頭。公立醫院的官僚，私立醫院的業績，不要說"文化上有差異"的隱私問題(這我很懷疑現在台灣人是否還能那麼接受沒有隱私的醫療環境？)，遇到事情就想要逃避或是將責任推給第一線的provider(如同邱小妹事件)，更不要講要把病人的感受列入first priority了。臨床繁重的醫師和護士只能把上頭說的"病患永遠是對的"當作是把自己做成服務業的悲歌，而不能有時間有訓練的感受病人的感受，在需要的時候握握他們的手，給他們自己的時間。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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